寻溯中华文明，请来洛阳城

“兴亡百变物自闲，富贵一朝名不朽。细思(xìsī)物理(wùlǐ)坐叹息，人生安得如汝寿。” 这是苏轼名诗《石鼓歌》的最后(zuìhòu)两句，由石鼓及人，写尽(jǐn)“小我”在大历史面前的无奈。诗中的石鼓被网友(wǎngyǒu)视为“九大镇国之宝”之首，康有为这样提起它：“石鼓即为中国第一(dìyī)古物,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。” 石鼓出土于唐初，地点在凤翔府陈仓(chéncāng)境内(jìngnèi)的陈仓山北阪（今(jīn)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），距今已1300余年，屡遭时艰，却绵延保存至今，先后有200多位文人雅士为它著书立说。 石鼓在唐代时(shí)关注者虽多（如(rú)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欧阳询、韦应物(wéiyīngwù)、杜甫、张籍、韩愈、苏勖、张怀瓘等），可韩愈建议将其迁至长安保护，却未成功。被风吹日晒了两百年后，石鼓在宋代突然成明星，宋徽宗下旨迁至汴梁，不幸赶上了“靖康之变”，又(yòu)流落到北京，被弃之荒野，却因祸得福，意外躲开金海陵王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之厄。1312年，石鼓迁入国子学（后改名国子监），平静地度过了620余年。抗战爆发(bàofā)后，石鼓“南迁”复“西迁(xīqiān)”，两遭严重车祸……石鼓终于(zhōngyú)回到北京时，又因种种(zhǒngzhǒng)牵扯，留在了故宫。 如今，游客可在宁寿宫(níngshòugōng)建筑群(jiànzhùqún)的珍宝馆内看到石鼓，被列入第三批《禁止(jìnzhǐ)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清单》，但在这组“国之重器”身上，仍(réng)有太多的谜：制于何时？为什么要造它？为何如此珍贵？该怎样去欣赏？……本文主要依据官波舟先生的《石鼓文诠释》一书，以及彭海军先生的《抗日战争时期石鼓迁藏(qiāncáng)考略》一文，试作解读。 故宫藏明拓战国石鼓文(shígǔwén)册为什么制成鼓状？ 石鼓出土具体时间仍有争议，武德年间(niánjiān)（李渊的年号）说较佳。 唐书法家(shūfǎjiā)窦(dòu)臮（音如寄，通暨）在《述书赋》中称：“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，并作鼓形，上有篆文，今见打本（拓片）。吏部(lìbù)侍郎苏勖（音如蓄）记(jì)卷首云：‘世咸言笔迹存者，李斯最古(zuìgǔ)，不知史籀（音如宙，籀文是一种古代字体，即大篆）之迹，近在关中。’”这是石鼓的最早记录。 苏勖逝于唐武德年间，石鼓出土不会(búhuì)晚于此。 石鼓是10个刻有文字的(de)鼓状花岗岩块，高约90厘米，直径约60厘米，每个重约一吨。据刻文前两字，命名为：乍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水(shuǐ)、吴人(wúrén)、吾车、汧（音如千，汧河即今陕西省的千河）殹（音如亿，意如也、兮(xī)）、田车、銮车、霝（音如零，意为飞溅）雨。 为什么制成鼓状？郭沫若先生认为：“这应该(yīnggāi)就是游牧(yóumù)生活的一种反映。它象征(xiàngzhēng)的是天幕，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，今人(jīnrén)所谓蒙古包子。”他表示，石鼓造于秦襄公（？—前766年）时，秦人离游牧阶段不远。 官波舟先生则认为，石鼓应制(yìngzhì)于秦惠文王称王(wángchēngwáng)时，即前325年，石鼓是祭品。有学者认为，石鼓应称“发现”，而非“出土”，但秦人祭礼独特，“祭天曰燔（音凡，意为烧）柴，祭地曰瘗薶（音毅(yīnyì)埋）”，“既祭，埋藏之”……唐以前无石鼓记录，可见它应被埋起来，很难(hěnnán)看到(kàndào)，称“出土”无误。 如石鼓造于秦惠文王，此时秦的国力已强，秦人早已不住“蒙古包子”。把(bǎ)祭品做成鼓状，可能(kěnéng)是图省事(shěngshì)——石材来自附近河滩，早被谁冲击成鼓状，没必要改成别的。 石鼓震撼唐代文人(wénrén)圈，“虞（世南）、褚（遂良）、欧阳（询）共称妙墨”，官波舟认为原因(yuányīn)有六： 一是甲骨文、金文皆刀刻或(huò)铸造；石鼓文则有了笔意，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书写味。 二是(èrshì)甲骨文、金文偏旁部首随意性强；石鼓文则偏旁部首固定(gùdìng)，规范严格。 三是甲骨文、金文(jīnwén)中羼有象形字；石鼓文已线条化，蜕尽象形痕迹。 四是(sìshì)甲骨文、金文或圆或扁；石鼓文已接近方块字。 五是(wǔshì)甲骨文、金文(jīnwén)结体多变，或疏或密；石鼓文的结体严谨，有了章法。 六是甲骨文、金文线条或粗或细(xì)；石鼓文的线条粗细基本一致。 在汉字发展史上，石鼓文承上启下，此外，它还是上古文学史的(de)见证者——石鼓文中《吾车》与(yǔ)《诗经》中《车攻(chēgōng)》《吉日》颇有相同处。郭沫若(guōmòruò)说：“石鼓诗不仅提供了一部古代文学作品的真实宝贵资料，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(bǎozhèng)了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《诗经》的真实性。” 石鼓文“重法”，后来开新者、复古(fùgǔ)者都能(néng)拿它当借口。宋代诗人梅尧臣认为(rènwéi)：“历秦汉魏下及唐，无人著眼来形相。村童戏坐老死丧，世复一世如鸟翔。”石鼓文打破了这一凝局。 806年(nián)，韩愈上书，请求将(jiāng)石鼓移入(yírù)太学珍藏，却未被批准。韩愈写过《石鼓歌》，痛斥陋儒当道，“方今太平日无事，柄任儒术崇丘轲。安能以此尚论列，愿借辩口如悬河”。 818年，名臣郑余庆把石鼓(shígǔ)移到凤翔孔庙(kǒngmiào)存放，出土近200年的石鼓终于有了遮风避雨处。 石鼓文赵明诚的思路有点(yǒudiǎn)怪 唐末至宋初，中原战乱(zhànluàn)，石鼓遗失。 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时，找回9件石鼓，安置于府门庑下，“外以木棂护之”，惟缺“乍原”石鼓。传说宋仁宗(sòngrénzōng)偶读韩愈《石鼓歌》，大感兴趣，令司马池找回全部石鼓，司马池凑不齐，便交上(jiāoshàng)仿刻的“乍原”石鼓蒙事，被宋仁宗识破(shípò)并治罪(zhìzuì)。 此说不确，司马(sīmǎ)光说“吾本寒家，世以清白相承”，司马池为官清廉，且能力出众，深得宋仁宗信任。将石鼓迁至(qiānzhì)汴梁的不是(búshì)宋仁宗，而是宋徽宗。 苏轼科举成功后，首任期（三年）也在凤翔，趁机精研石鼓文。石鼓上原有700余字(yúzì)，北宋时“其可见者(zhě)四百六十五，不可识者过半”，元代只剩386字，明清又减至310字。可苏轼竟“钩”出657字，在所有版本(bǎnběn)中最(zuì)多。 学者韩立平(hánlìpíng)认为，当时“读书”与“读律(dúlǜ)”两派激烈对立，而苏轼“读书万卷不读律”。苏轼认为，“新政”弊端(bìduān)在于“用法太密而不求人情”，想借石鼓文研究，重振“廉洁而不为异众之行，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”的古代风范，坚持渐进式变革。当时学者普遍认为石鼓是(shì)周宣王下令造的，周宣王是中兴之君，打败了(le)强劲的外敌，成为(chéngwéi)儒家寄情的最佳对象。 宋代富而不强，读书人有强烈的现实关怀，但只会从故纸堆中(zhōng)找(zhǎo)方案。 赵明诚便从石鼓中看出了(le)奇怪的“大学问”：“余观(yúguān)秦以前碑刻，如此鼓文及《诅楚文》、泰山秦篆皆粗石，如今世以为碓臼者，石性(shíxìng)既坚顽难坏，又不堪他用，故能存至今。汉以后碑碣，石虽(suī)精好，然亦易剥缺，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之类。” 赵明诚以为，石鼓得以传承，因只用烂石材，无二次利用(lìyòng)价值，可见“古人用意深远，事事有理(yǒulǐ)”。 此说无据，宋仁宗皇祐四年(nián)（1052年），金石学家向传师(chuánshī)看到一张“乍原”石鼓的(de)拓片，知其尚在人间，立即多方打听。拓片来自太氏家族，太氏家族所在村庄因瘟疫，已荒芜，经持续不懈努力，向传师终于找到“乍原”石鼓，可惜上半部被削去(xuēqù)，下半部则被掏成臼，用来舂米，好在鼓上仍(réng)保留了四行文字。可见，石鼓可以再利用。 北宋大观二年(nián)（1108年），宋徽宗将(jiāng)石鼓调运至(zhì)汴梁，藏在太学。宣和元年（1119年），徽宗又下令将石鼓搬入内府，存于保和殿稽古阁，并在字口中填金，设围栏防护。 靖康(jìngkāng)元年（1126年），金兵攻占(gōngzhàn)汴梁，石鼓与大量文物被劫至今北京(běijīng)，金人刮走了嵌入的黄金，将石鼓遗弃在大兴荒野。文物失散是宋代士大夫(shìdàfū)心中的痛，《容斋随笔》的作者洪迈任贺生辰使时，刻意向金国使节询问石鼓的下落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无报”。 洪迈曾写《石鼓(shígǔ)诗》，末句感慨：“致主有心(yǒuxīn)歌小雅，汗颜无术下登三。”意思是想像小雅中歌颂的那样建功立业，却没才能达到更高(gènggāo)境界。 金正隆三年（1158年），完颜亮下令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，幸石鼓早(zǎo)被遗弃，官方亦不知(bùzhī)它(tā)在何处，使它躲过了一劫。元代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，大学士虞集在泥草中发现(fāxiàn)石鼓，元皇庆元年（1312年），迁石鼓到今国子监大成门下，此后600多年(duōnián)无播迁。 差点(chàdiǎn)没上“南迁”名单 明清(míngqīng)时，石鼓成“千秋法物”，权力垄断了相关操作。 据学者(xuézhě)施安昌在《乾隆与石鼓(shígǔ)文》一文中钩沉，乾隆从39岁到80岁，多次为石鼓写诗、制帖、办文会。39岁时，乾隆拓石鼓文一份，并作《石鼓歌》，命蒋溥(jiǎngpǔ)、介福、刘纶、观保、钱维城等大臣各和一首，装入精美木匣，供奉在皇帝听政的乾清宫(qīnggōng)。 73岁(suì)时，乾隆得石鼓文(shígǔwén)的元拓本，是当时所见最早拓本，乾隆据此写了详细的校碑记录，并让和珅(héshēn)、梁国治(zhì)、刘墉、王杰、董诰、曹文埴、金士松、赵秉冲作诗跋。79岁时，乾隆令仿刻石鼓。80岁时，仿刻完成，一套放在国子监(guózǐjiàn)孔庙大成门外，一套藏在承德避暑山庄。 通过(tōngguò)这些操作，乾隆娴熟地扮演“述古兴贤”“述古传今”“重道(zhòngdào)崇文”的形象。 1933年4月19日，安居800多年的石鼓(shígǔ)再次离开(líkāi)北京。据学者彭(péng)海军钩沉，早在1932年9月，江瀚、徐炳昶、马衡、朱启钤等30余位学者便在讨论“文物(wénwù)南迁”。当时社会上不乏反对声，胡适(húshì)、鲁迅、周养庵等皆然。学者黄文弼提议，可效欧洲，将北平划为文化区，不驻兵、不作军事根据地构想，期待日军遵守国际公约。 基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、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颐和园(yíhéyuán)等惨痛教训，国民政府行政院最终决定“文物南迁”，当时石鼓不(bù)属于故宫博物院，初期没列在南迁名单中(zhōng)，据故宫博物院古物(gǔwù)馆第一(dìyī)科科长庄严回忆：“第一批箱件运走后……有一天，我忽然奉到院长的密令，要我去安定门内国子监将两庑(wǔ)石鼓装箱……这真是一件晴天霹雳，既重大又困难的课题。” 它们(tāmen)是故事最多的石头 石鼓(shígǔ)重，且“时间久远，石皮(shípí)和石心已经逐呈剥离之状，稍有不慎，文字石皮就会碎落”。经反复研究，决定先用蘸水高丽纸填入石鼓缝隙，此一道工序，就干了近一个月，然后用高丽纸包裹四五层(céng)，继而用细麻绳扎紧，用厚绵纸(miánzhǐ)裱糊(biǎohú)，再用粗麻绳捆绑，外裹三四层棉被，放入特制木箱，以稻草塞紧，致“每鼓重逾两吨”。10个石鼓加(jiā)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，共11大箱。 在迁移中(zhōng)，有(yǒu)追兵、轰炸(hōngzhà)、火灾等险，石鼓一路封闭，1937年12月到石鼓发现地宝鸡县，特意开箱启封，在县政府大门口展示3天。 抗战结束后，文物回迁，遇两次车祸(chēhuò)：一是在江津县广兴乡，方向盘(fāngxiàngpán)拉杆断裂，车翻入稻田，好在“石鼓(shígǔ)箱仅仅是外面沾满了泥”；二是距酉阳20余公里的高坎子，车冲下山坡，附运的家具被摔坏，石鼓箱破裂，竟然无损(wúsǔn)。 坊间传说，石鼓(shígǔ)(shígǔ)差点去台湾，因轮船超载，临时留在码头。其实，石鼓没上迁台(qiāntái)名单，一是仅5家单位有资格派专家参与名单讨论，石鼓不归其中任何一家；二是石鼓重，不符合“小而精”的标准。 石鼓一直在南京仓库中，直到1950年初(niánchū)运回北京，当时(dāngshí)国子监正办训练班，空间不足，暂放在故宫，考虑到国子监今后没学生，文物局决定，石鼓和《石鼓文音训(yīnxùn)》刻石永久(yǒngjiǔ)留在故宫。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的底座仍在国子监。 故宫石鼓馆(guǎn)在皇极殿东庑房，逛珍宝馆的(de)游客很容易忽略它，但那里有中国故事最多的10块大石头，历经千年奔波(bēnbō)、艰险、离散和苦难，它们(tāmen)仍屹立在那里，讲述着岁月风雨无法抹去的顽强。（责任编辑：沈沣） 来源：北京晚报(běijīngwǎnbào)·五色土